這幾年很幸運地能和不少人聊聊自己的未來,不管是想要申請研究所的學弟妹,還是找實習、找工作的朋友。幸運的原因是,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,反覆地聆聽和閱讀每一篇都獨一無二的生命故事(即使看到凌晨三四點然後還要給出具體建議,回信完可能就天亮了),光是這樣就十分精彩和感動了。
不過,找我修過備審和履歷的朋友,應該都經歷過一段既漫長又痛苦的過程吧!通常,我收到的初版資料,光就內容而言確實亮點不斷,每個人都有很特別、很引人好奇的數段經歷。但是,我想大家可能會疏漏一件事情:光是把這些經歷湊在一起並不能代表你這個人。
會遺忘這一點,並不能怪個人。通常要準備備審或履歷的時候,已經沒有太多時間去思考自己到底為什麼會在當時做這些事情 - 沒有一段夠長而且夠安靜的時空,去理解自己是帶著什麼樣的價值觀與信念,並以此為主軸、動機,做出這些事情。當被問到為什麼會想去做某件事情的時候,經常碰到的回應不是一段詫異的沈默,就是勉為其難、久久才吐露的「覺得有趣」或者「很有意義」四個字。如果再進一步追問哪裡有趣、有意義,往往得到的都是很公式化的回應。
社會科學有一個想法叫做「路徑依賴」,指的是現在的決策與結果往往受到過去的種種事件所牽絆。用個人的層次來說,也存在著一套你不曾仔細關照過的信仰,指導著你每一次的決策,而這套信仰的形塑則是來自於你的過去。
「唯有回顧過去,使能瞭解未來」,哲學家齊克果曾經如此解釋。必須先了解自己的過去種種,回憶起當下的初衷,藉此以整體的觀點歸納出幾項自己所服膺的價值,作為評斷今天與未來決策的判準。雖然這套選擇的機制會變,但這總比「因為我是念什麼系的,所以應該如何」、「因為這個工作薪水高,所以就做這個」來得更有依據。而有了這套判準,當自己面臨多到近乎氾濫、或是看似誘人的選擇的時候,心裡面也能夠更踏實,找出真正能夠吸引你的心神、而不只是吸引你的目光的選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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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按:「研究興趣」預計將介紹農業、科技業與服務業的組織原則對技術發展、創新與擴散的影響,並帶入國家政策的面向,討論企業、產業的組織原則與國家政策如何形塑出一國的就業、薪資與所得。另外,將以文化產業為討論焦點,並且帶入地方發展的面向,綜合討論如何以地方(都會/鄉村/國家)為研究範疇,分析產業組織結構與政府政策對經濟後果的因果關係。
這兩篇會隨時依據新看到的文獻、以及與各位的討論成果予以修正,最終將成為我年底申請國外研究所的SOP內容。歡迎各位給予批評指教。
科技產業的組織原則與國家定位對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的影響:
以臺灣、南韓兩國為例
1990年,Powell著名的文章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: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.一文中認為,網絡式組織比起高度內部化的階層式組織,更能回應需求波動大、市場變化迅速的當代經濟生產環境。1994年Saxenian分析了美國一二八公路與矽谷兩大科技業的興衰後主張,由於後者採取高度網絡化的產銷與研發組織,使其能夠度過歷年來各種經濟波動,並快速累積技術等競爭優勢,成為全球科技業的領導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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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搭配背景音樂: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mfekU5Mtvbw
拿著外人覺得還不錯、自己卻覺得沒什麼的台大碩士學歷,走到這時候其實要說這兩年到底有什麼收穫,我想就是:發現自己不喜歡商業世界,也從在政府工作的經驗中,知道自己不適合進入公務員系統。因此,曾經很瘋狂的在碩二上重考台大經研所,最後差0.03分上榜,反倒是一開始沒想過會被錄取的政大社研所收我了。身為研究生,最重要的論文也用一種光速般的進度迅速完稿,也算是給自己一個交待。兩年前,我沒有想到自己今天是這個樣子,但也沒什麼不好。多認識自己一些,儘管未來的路仍是一片充滿未知的迷霧,卻也走出幾分踏實。
我變了嗎?變了。我不再相信管理可以改變世界。我不再相信非營利組織沒有效率。我不再相信應該用數字衡量這個世界。花了兩年時間在這個總是談論利潤與效率的世界,說服自己,改變信仰,不說痛苦是騙人的。幸好這時候還有懂我的朋友和音樂陪著我走過這條路,否則,越來越發現自己其實沒有想像中這麼堅強的我,很有可能已經在另一個世界申請博士班了。
但我想證明的是,沒有改變的我,其實更多。我依然誠實面對自己,我依然願意改變。我還是相信「人生除了幸福,還有責任」,我也還是相信這個社會,需要我們的集體力量,to be a better place。我還是那個有想法就會去付諸實行,盡力向身邊的人說明為什麼應該這樣的熱血傻瓜。我也還是一樣,看到不爽的人事物,就會找人大肆幹譙。
當然,我也還是那個會用一首歌來結束一篇文章的,呃,文藝青年(?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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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來越覺得「社會企業」這個概念很弔詭:哪一個企業不是身處在「社會」當中?社會企業聲稱「解決」「社會問題」,是真的解決了嗎?而解決的真的是社會問題嗎?為什麼社會問題要用企業的方式才能夠解決呢?
唯有那些把「市場競爭」、「價格機制」、「自由」掛在嘴邊,信奉並實踐「效率至上」、「利潤最大化」的迷思,以為如此就是治天下(例如CEO院長、或是CEO治國如此概念)的唯一方式,才是真正把企業自外於社會,使企業的經營抽離歷史、文化、政治、在地性等脈絡的「經濟自然化」邏輯:任何交易都可以化約為供給與需求,所決定出來的均衡價格。
因此,用這個邏輯來看,「社會企業」應該是「Bring the society in」,不只應該正視許多產品或服務是不能夠用「商品化」的角度來標價,也必須體認到在種種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交易行為之中,存在許多強制的力量,例如生活的強制(沒有薪資,就無法過活)以及雇主的權威(一切唯雇主或專業經理人是問、勞資權力嚴重偏斜、沒有組織工會的權利......)。然而,Karl Marx和Fred Block所提到的以上「強制」力量,正是導致當今許多信仰「市場社會資本主義」的國家,工作貧窮、高失業率、財團治國、國家財政瀕臨破產的真正元兇。
簡言之,不正視長期在產業與市場中缺席的「民主」問題,並一貫地以「發展經濟」、「追求效率」作為偽必然性的論述,並透過媒體傳播種種「他這樣做,你也可以」如此去除一切個人差異與環境脈絡、近乎教條的失控式正向思考,用「有效率的企業」來解決「社會問題」,比起總是看起來只會吼叫的街頭運動、總是看起來很窮困需要仰賴捐款的非營利組織,似乎順理成章的成為救世主,可以用一間又一間的社會企業,「單點突破」式地打破盤根錯節的結構性問題。
事實上,社會企業的「生產」,只不過是給予生產者「原有的、應有的、合理的」報酬,這是每一間在社會裡的企業,都應該做的事情。使用對環境友善的原物料、不違法排放廢棄物,更是每一間企業應該遵守的道德或法律規範。教育消費者「消費意識」,如果放在企業經營的邏輯來看,那就只是一種新型態的行銷方式,用消費者可以接受的方式,「告訴他,你應該買這個而不是那個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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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大學畢業季的氣氛,隨著逐步升高的氣溫漸漸活絡了起來。臉書上許多倒數的貼文、活動的宣傳,不論是娛樂性質的舞會、還是實用性質的職涯講堂,不斷地爭取我因為論文而越來越有限的注意力。唯一讓我停下來仔細想了很久的一個活動,是清大「全校」的畢業公演 - 「如果我們都要長大了」。
什麼是「長大」?「長大」到底是件值得開心、期待的好事,還是令人憂懼、厭煩的壞事?回頭想了我這24年的人生,我「長大」了嗎?到了什麼樣的程度了呢?該用身高、體重這樣外顯的測針來決定,還是要去衡量我所謂的「成熟度」?
後來想想,怎麼衡量都失之偏頗。如果用一種動態的眼光來看,長大是一種過程。我們每天從起床張開眼睛開始,被迫對外界的種種事件做出回應,即便「不理」也是一種反應。有些事情不會重來,但有些事情卻是來了又來,只是用不同的外表與你相見。我們,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來來往往之間,逐步感知到這個世界運作的法則,有些是美好的,但有些 - 或是比較多的是,醜陋的。
這個定義好像社會學說的「社會化」。小時候,我們待在家裡,長輩總是耳提面命的教導我們如何應對進退,如何自理生活上的大小事。「長大了一些」,我們來到幼稚園、小學,和陌生的一群來自各個家庭的小朋友、老師和「學校」這個不同於「家庭」的組織,開始一起生活、一起學習。
那時候的我們,是不是都很想趕快長大,可以去做當時覺得長大就可以做的事情?像是「我的志願」,我「長大」了以後要做警察、要做太空人、要做老師、......。我們在期待沒有回家功課、下課或放學鈴趕快響起可以出門玩耍的時候,我們也是迫不及待,希望日子趕快過去、自己趕快長大,去保護爸爸媽媽(或是保護你喜歡的坐在隔壁的同學)、登陸月球、站上講台教學生(其實也有可能只是羨慕老師可以畫黑板而不會被罵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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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兩任經建會主委及新北市長皆戮力推動「自由經濟示範區」,高舉「自由化」大旗,強調跟隨著更多開放而來的是高端的技術、資金、人才等等。文化部長在「我是歌手」席捲全台之後,雖表示「台灣不需要與其他國家比資本」,但也提到「NCC在置入性行銷上已有鬆綁,但要到什麼程度仍未定。」前任海基會董事長認為,要解決台灣媒體的亂象,可以考慮引進中國央視。
一個談經濟、一個講文化、另一個說媒體,但背後的政策邏輯與理念是一致的,那就是新古典經濟學下的自由市場。這是一種把歷史、政治、文化等脈絡排除在外,使經濟獨立於社會的「自然化(Naturalize)」邏輯,深信理性個體會在高度市場性、自由放任的「市場社會(Market society)」做出最大化利益的選擇,加總之後最終使得社會福利透過涓滴效應(Trickle-down effect)而提高。
去脈絡化的政策
經建會提出的自由經濟示範區計畫宣稱,「國際醫療」將吸引國際人士來台享用「高品質、低價格」的重症醫療、健康檢查與醫美等「服務」,更可藉此連帶養生療法、SPA、健康食品、生技醫材等產業的勃興,所得利益將部分挹注於健保。但是,這樣的政策卻只是徒增醫療人才走向醫美、加重目前四大皆空的處境,忽略了國內南北、東西醫療資源的差距,也迴避了健保長期以來諸如藥價差、醫療人員勞動權益等結構性問題,企圖挖東牆、補西牆,將健保破產的年限往後挪移,新一代健保就不會是你我爭論的焦點了。「農業加值」政策企圖將台灣農業帶往「出口導向」、「高值化」(例如被寫進說帖的「觀賞魚」),卻對我國糧食自給率不斷逐年下降、攸關國人健康的食品衛生、安全與檢疫等議題不聞不問(例如非食品級的黃豆、沒有米的米粉),也未能處理我國農業先天上難以大規模量產、土地資源有限的條件限制。
「我是歌手」華麗的硬體排場,「置入性行銷」功不可沒。它利用台灣與中國各地精湛的歌聲,來遮掩某些贊助商廣告的視覺缺陷。然而,像是「我是歌手」、更早之前發掘出蘇珊大嬸的「British Got Talent」一類的選秀節目、大眾娛樂,是我國稀少的文化資源應該扶植的對象嗎?透過聘請線上歌手與音樂人擔任參賽者與評審的節目,它的「文化」在哪裡?它表達出我們對音樂、對電視節目的共同理解與信念了嗎?它是我們文化與眾不同、可以成為永續競爭優勢的表演形式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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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上看了2008年導演Robert Kenner的紀錄片作品「美味代價」,藉由追查你我購買吃下肚的種種食物(不論是從速食店或是超市買到的)的來源與在此產銷環節的參與者,揭露出「工業化食品」時代的「多樣選擇的假象」:超市琳琅滿目的食品,事實上只是由極少數食品加工業者,利用多品牌的戰略掩飾其大量生產的特性。
更進一步,這些跨國企業為了追求最低成本,採取了許多不具效率,以及破壞作物、生態、農業發展、國民衛生與健康、勞動與移工人權的生產方式,將種子、牲畜、勞工都看作是無生命的原料,更在當生產出來的產品害死了一位年僅2歲的小男童時,訴訟過了超過五年,連一句「對不起」都不願意說。
該片更進一步指出消費者、極少數的食品跨國企業、政府行政、立法與司法的角色與關聯。消費者自以為被食品跨國企業的雄厚資本威懾、無法或不願做出改變,只好繼續選擇跨國企業所提供的「便宜、方便」的食物(但這些食物是沒有加上任何負面外部性所造成的社會與環境成本,基本上也是假性的便宜。)
跨國企業除了享受豐厚的收益之外,也盡可能的剝削勞工從事低技術(形同卓別林在摩登時代上扮演的生產線裝配員)、高危險(牲畜的糞便、體液等及密閉空間)的生產工作,甚至與政府移民單位「合作」,讓政府一天抓15個移工(而不是起訴僱用者!)以避免生產線上的波動,順便作面子給政府單位;並挾其近乎壟斷的權力,要求農民從事超乎負擔能力的投資,剝奪農民的生產自主權,逼農民就範。如果遇到不願意配合、或被跨國企業「認定有違約或侵犯專利嫌疑」的農民,分散各地、受僱於跨國企業的監視員就會通報給總公司,而農民很快就會接到公司的電話。如果回答得不如企業所願,那麼企業有專司控告農民的法務部門,以巨人之姿,透過訴訟行動展開對侏儒般的農民的正法。這樣一來,還有哪個「覺醒」的消費者想要變成生產者呢?
像是孟山都一般的農業巨獸,也如同「高盛統治世界」一片中揭示,跨國企業早已安排為其利益辯護的利害關係人,進入政府高層「服務」,透過制訂種種利於跨國企業的規章辦法、甚至是介入司法體系,使得政府早已被這些跨國企業綁架,為企業之利是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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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片: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htX2usfqMEs
我們從小就被教育"一日之所需,百工斯為備",但似乎有些人在賺進大把鈔票之後,就把自己的角色過度膨脹了。
美國哈佛大學法律系教授Elizabeth Warren,身兼美國著名的破產法專家和民主黨參議員候選人,這次選舉拿下Massachusetts (麻州)參議員席次,她在2011年的一場視頻中表示以下這段話:
" 在這個國家,沒有任何人光靠自己努力就能變得富有。我要把話說得明白,也許你認為你一切的成就都是來自於你自己奮鬥的成果,可是別忘了那些社會成本,因為社會大眾的納稅,政府修建道路,你的貨物才能在工廠和市場之間順利運輸;社會大眾出資建立了完善的教育制度,你才可以雇用到優秀的員工;你不用擔心搶劫或意外,因為政府設立了安全的警政機構與消防隊安全維護,才讓你可以在工廠裡安心工作。
你看,你建造了一座工廠,並且經營的有聲有色或者發展出很好的理念,你可以拿走大部分的利潤,但是,這背後隱藏著一份社會契約,這份契約的內容是,你可以拿走這些利潤,但是你必須為下一代人負擔這些費用,讓制度運作得更順利。 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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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的社會被經濟成長所操控,成長並非為了滿足需求,而是為了成長而成長。在成長型社會當中,沒有成長等於災難。
因此,你我使用的 3C 產品,還有本片所描述的電燈泡,都是「計畫性汰舊 (Planned Obsolescence) 」的具體實踐,例如 ipod 內建鋰電池用不過 18 個月即壞且還不能更換,強迫消費者定期購買新品。而下次當你的印表機不能運作,有可能是機器內部主機板有一小型晶片叫做 EEPROM(全名為「電子可抹除式唯讀記憶體」)所紀錄之數據已「到量」了,因此印表機才會突然無法運作。當然,這是印表機生產廠商設計的計畫性汰舊機制。
一切都是使消費者不斷消費,堆疊出經濟成長的假象。所造成的結果是,當我們的後代發現我們過著是一種用過即丟的生活方式的時候,我們不會被原諒的。
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VVSAyxy8Jvw&feature=youtu.b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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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寶春師傅的案例讓我想到已經過世的劉俠女士。她曾經想要參選立法委員,但也是因為學歷資格不符而無法成為候選人,即便她著作等身,但小學畢業就只是小學畢業,不能成為立法委員。
的確,資源有限,要讓最有能力、潛力與熱情的人來運用這些資源。只是問題出在所說的「考驗」:我們怎麼評斷一個人有沒有能力、潛力與熱情?我覺得,倒不一定「只能」用「考試」所堆積出來的「學歷」作為唯一判準(而且,吳寶春師傅具有烘培乙級證照,這已經是該領域最高等級的認證了,難道吳師傅在研究潛能上,真的比不上其他甲級證照的通過者嗎?)況且,現在考試也不是一個有效的篩選依據(別忘了五科或更多科不到一百分也可以上大學,還有一些研究所根本就是處在不足額錄取的狀況)。
另一方面,與其讓一些來洗學歷、交朋友、論文又不自己寫的人來念EMBA,我倒覺得,把入學門檻放寬並不要緊,重要的是把畢業門檻拉高。既然你當初想念,那你就有責任自己把這些東西唸好、自己寫論文,正如同吳寶春師傅所說「自己負責念不唸得完」。很多私立大學因為怕沒有學生交學費,甚至要求教授不可以當太多學生,難怪每年大學畢業生簡直氾濫。
我們的政府讓人人都可以「進來讀」大學,但是忘記做的另一半、很重要的是,要讓不是每個人都可以「拿到」學士文憑,更遑論碩士、博士。加緊淘汰不適合念大學和研究所的學生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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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生賣雞排的新聞剛出來的那天,正好我和朋友在吃飯。我朋友問我有什麼看法,老實說我心裡沒什麼意見。但身為受高等教育訓練的份子其中之一,我想這個問題還是值得我仔細想想。
博士生能不能賣雞排?
每個人應該都可以選擇自己想過的生活、工作吧?為什麼一定要因為一個人的學歷、專業、經歷等背景因素,去規定一個人應該做什麼,這不是計劃經濟體制下才有的現象嗎?
況且,以一個國立頂尖大學的博士生的素質與他現在願意放下身段的態度,我並不相信找不到「看起來更光鮮亮麗、可以拿來說嘴」的工作。有這樣的勇氣與決心,更給現代年輕人一窩蜂衝大企業、洗經歷的現象,一則好的啟發。不是一定要用盡心思進外商當顧問才是有前途的工作,深入地方、與客戶面對面接觸也是一門值得用心經營的事業。
臺灣當前經濟,是以內需為主力的服務業經濟,而在臺灣高教膨脹、各階層勞動供需失衡的環境下,人力流入這個產業是正常的現象。擁有高學歷的服務業勞動力,未來當這些雞排攤、咖啡廳、餐飲業要進軍海外時,這群有一定程度的餐飲相關經驗,以及受過高教使之具備的外語、理性分析等能力的高學歷青年,正是臺灣餐飲業輸出的預備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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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一個同志,也是一個高中地理老師。前幾天,我想在學校辦一個核電的說明會,但是學校說太危險了不讓我辦。各位家長,我想提醒大家的是,我們的學校不願意教給我們的孩子有關核電的危險。我不會有小孩,但是我把學生當做自己的孩子,也希望各位爸爸媽媽能夠為了自己的孩子,一起站出來。
(我猜有人會以為我出櫃吧xD)這段話是昨天遊行中,一位勇敢站上前導車向公眾發表演說的人所說的話。簡短,但是很感人。在他說完之後,現場響起歡呼與掌聲。
出生在1989年的我,有記憶以來其實不太記得有哪次的遊行,不是由政黨強力動員而來(紅衫軍可能是例外)。當我和朋友們走回凱道時,現場主持人說台北場參與人數破十萬,歡呼之餘我也發現我快哭了。全台加起來破20萬人的遊行,不是受任何政黨或意識形態所動員,更別說我們不是受到任何經濟利益的收買。我們展現出的是我們身為關懷臺灣、在乎世界的公民意識,我們展現出的是秩序、創意、尊重與包容。
遊行中,我們看到孕婦、推著娃娃車的家長、甚至是老人時,我們會主動慢下腳步,或者讓道。遊行中,無數個公民團體呼喊著各式標語,或者拿出精心製作的道具,用自己的方式反對核能發電。原住民族拿出了各種樂器,或是舞動自己的身體,用傳統藝術控訴這暴力的政權。義大利來台的聲援者,站上前導車發表看法之後,獻唱一段歌劇。施明德先生默默的走在遊行隊伍中。好久不見的開喜婆婆,也用著一向使人莞爾的幽默言語,告訴大家我們應該反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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